中国丝绸：经纬纵横织造锦绣华章

　　丝绸是中国之珍，东方之宝。中国丝绸技艺历经5000多年，是享誉世界的中华民族伟大发明。

　　我国是世界丝绸发源地，源远流长的中国丝绸文化，为中华文化写下灿烂的一页，更为世界文化贡献辉煌的篇章。丝绸搭起了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金桥，丝绸之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道。了解丝绸，是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

　　清代明黄色彩云金龙纹妆花缎龙袍本文图片由周旸提供

　　一、瑰丽浪漫、意涵深远的桑蚕文化

　　丝绸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创造发明之一，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那么它是如何起源的呢？在我国古代有着很多关于丝绸起源的美丽传说。西陵氏嫘祖、马头娘、马鸣王菩萨……这些都是被民间当成蚕丝业始祖来祭祀崇拜的“蚕神”，历史悠久。

　　在我国古代，嫘祖始创养蚕织绸的传说得到皇家和官府的认可，成为官方指定的蚕业始祖。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相传嫘祖发明了种桑、养蚕、缫丝、织绸，人们为了感念她“养天虫以吐经纶，始衣裳而福万民”的功德，就将她奉为“先蚕”，即蚕丝业的始祖神，民间也尊称她为“蚕神”，甚至在韩国、朝鲜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有嫘祖崇拜和祭祀活动。

　　与嫘祖的官方性不同，马头娘的传说则在民间流传广泛。故事讲的是远古时代，有个姑娘的父亲外出未归，女儿想念父亲，便对白马说：“如果你能帮我把父亲找回家，我就嫁给你。”谁知后白马真的驮着女孩的父亲回到家中。父亲为了不让女儿嫁给白马，便将白马射死，还把马皮剥下来晾晒在院子里。不料有一天，狂风大作，马皮裹住女孩随风而去，不知所终。几天后，人们才在一片桑林之中找到女孩，这时她已与马皮合为一体，头也变成马头的形状，嘴里还不停地吐出长长的丝。这个传说早见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流传很广，历代均有类似的记载。至今在江南、四川等蚕桑产地，还能听到不同版本的传说。

　　传说终究是传说，真正能说明丝绸起源的早期物证，学界通常认为有三例：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半个蚕茧，是人类利用蚕茧的实证；1958年，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距今4200年的绢片，是长江流域出现丝绸的实证；1983年，河南荥阳青台村遗址出土的距今5630年的丝绸残痕，是黄河流域出现丝绸的实证，也被认为是迄今我国发现早的丝织品。近年来，中国丝绸博物馆采用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先后在河南、山西、四川等地的史前遗址中，找到更多的考古学实证，将丝绸起源向历史深处推进。

　　蚕的一生，变化神奇。它从一颗小蚕卵开始，经过孵化变为幼虫，长大之后又吐丝结茧变成蚕蛹，后经过蜕变成为长着翅膀的蚕蛾。这种静与动的转变(包括蚕的眠与起)都引起古人对天与地、生与死等重大问题的联想与思索。自然界蚕的一生，从蚕卵到幼虫再到蛹，这个过程就像人的一生。先民关注蚕，驯化蚕，生产丝绸，很可能是出于原始崇拜。他们把蚕与生死、沟通天地联系起来，人死后用丝绸将其包裹起来，希望能像蛹一样化蛾，飞升上天。

　　中华先民发明丝绸的初动机并非为了穿上华丽轻柔的丝绸服装，而主要是事鬼神而用之，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蚕是一种非常娇弱的生物，极易受到自然界恶劣环境的伤害。为了使人们所敬重的蚕蛾能循环轮回，先民开始精心饲养蚕宝宝，驯化野蚕，发明养蚕技术正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开始的，中国丝绸就此起源。

　　“丝”，在甲骨文里是两束蚕丝的象形。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纟”部首收入的汉字数量大概在200个左右，很多字在造字之初的古义都与蚕相关，比如“纯”就是蚕丝，“绪”是缫丝时茧子的头，“组”是用丝绳系起的祖先牌位……从丝绸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可以看出古老的农耕文明对于团结协作的需求。

　　

唐代宝花立狮纹锦

　　二、源远流长、融合发展的锦绣历程

　　早在5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先民认识到蚕丝的妙用，开始养蚕织绸，点燃了丝绸生产的文明曙光。商周时期，罗、绮、锦、绣等品种已经出现，到了秦汉时期，丝绸生产形成较为完备的技术体系。之后，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丝绸工艺技术和生产区域发生重大变化。到了明清两代，丝绸的生产已经非常专业化，织物品种更为丰富，图案更加绚丽多姿。那么在这个漫长岁月里，中国古老的蚕桑丝绸业是怎样吸收融合新技术、新元素的？它又经历了怎样的不同发展阶段？

　　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大量与蚕、桑、丝和蚕业有关的文字，其中就有商王武丁为派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的记录。可见，商代蚕桑丝绸业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统治者的极大重视。

　　殷商时期和此后的周代是我国历史跨入文明门槛之后的个大发展时期，当时的丝绸业发展极快。虽然商周时期的织物很少留存下来，但是从考古发掘可见青铜器、玉器、泥土上的丝绸残留物，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刺绣和提花技术的高超。而丝绸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丝绸贸易的繁荣。

　　战国秦汉时期，各诸侯、各郡县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频繁交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丝绸产品已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而是逐渐普及到民间，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日益密切，汉代有“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说法。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并经过此后不断的经营，基本上打通我国中原地区与西域直至中亚、西亚及欧洲的交通，形成一条横亘亚欧大陆的丝绸贸易通道，促进了丝绸生产技艺的传播、交流和融合。这个时期我国蚕桑丝绸业的技术和规模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迎来了其发展历史上的个高峰。

　　当代出土遗物中，为典型的汉锦之一就是新疆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它的上面是用五种颜色织出的云气动物纹及五星图案，同时还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这种织锦采用五色经线织出五重平纹经锦，每厘米有220根经线，是我们目前所知经线密度大、织造难度大的汉式经锦。

　　

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碰撞、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魏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因中原蚕桑和丝织技术的传入，逐渐成为重要的丝绸产地。同时，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互鉴，这种现象反映在丝绸上，就是为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丝绸技术体系注入诸多西方的元素，使中国丝绸进入一个大转折的历史时期。

　　汉代开通的西北绿洲丝绸之路在魏晋隋唐时期达到鼎盛，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在此时兴起。通过丝路贸易，中国同中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魏晋隋唐时期的丝绸无论是在生产技术还是艺术风采上，都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比如北朝时期的莲花狮象纹锦体现了波斯文化与中国中原文化的融合。狮子是波斯艺术中常见的题材，但在当时的中国还非常罕见，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波斯织物在中原流行开来。莲花狮象纹锦图案中，狮子翘着尾巴，吐着舌头，造型生动，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种外来动物的想象。在图案空隙处，还织有“大吉”“王”“宜”等文字，这是中国中原地区织锦常用的表现手法，表达了吉祥美好的祝愿。

　　

北朝对狮对象牵驼人物纹锦

　　文化和技术上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晋唐时期蚕桑丝绸业的大发展。尤其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经济繁荣，国力雄厚，一个吸收了大量新元素的丝绸生产技术体系逐渐形成，并主导了此后的丝绸技术主流，使中国丝绸翻开历史上为灿烂的篇章。

　　宋王朝建立后，结束了五代以来各方势力割据一方的混乱局面，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宋朝统治者改变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的流通也更加普遍、频繁。南宋朝廷定都临安后，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大批技艺精湛的纺织工匠定居江南，丝绸生产的重心也南移到以江浙一带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海上贸易成为丝绸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

　　

南宋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

　　和两宋时期崇尚清雅、自然不同，元代继承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对加金丝织物的热爱，并将其分为织金、绣金和印金三个大类，其中又以织金锦的技术和艺术成就高。

　　明代丝绸业在经过长期的休整后，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苏州、杭州、松江、嘉兴和湖州地区成为五大丝绸重镇。当时的丝绸种类十分丰富，这点我们可以从定陵出土的服装织品中窥其一斑，特别是其中的绒类产品和妆花织物，都反映了丝织技术的重大进步。

　　清代，丝绸的主要产区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丝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清代的主要皇家丝绸作坊，除设在北京的内织染局外，另外三处也分别设在江南一带的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同时，清政府进一步发展新疆蚕丝业，设立蚕桑局，从江南引进柔蚕品种和织造技术。新疆的蚕桑业得到快速发展，丝茧税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艾德莱斯”成为新疆丝绸代名词。

　　18世纪，西方各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开始科学养蚕。清代晚期，西方的近代丝绸业开始影响我国。1897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了中国所蚕桑教育学校——蚕学馆，我国近代蚕业丝绸科学就此诞生。

　　

元代绿色花卉纹绫印金方搭子半臂

　　三、博大精深、连接古今的丝绸文明

　　丝绸在其走过的5000多年历程中，与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密不可分。丝绸是一种物质，是人们衣食住行中重要的部分之一，古代社会曾用它作为百姓纳税的货物。丝绸是一种商品，它不仅可以流通于市场，曾作为我国的主要出口物资输出到世界各地，还曾作为货币使用，在一段时间内充当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丝绸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它的图案、色彩以及以其为原料的服装和室内陈设，都为东西方艺术界所推崇。同时，丝绸还具备宗教和礼仪的象征意义。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格局的形成发展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共性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中华各民族、各地区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因此，作为文明载体的丝绸，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例证。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这是《诗经》中描绘的春日采桑姑娘。丝绸来自蚕桑，蚕桑丝绸的起源在本质上是一项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先人栽桑养蚕，并让其吐丝结茧，巧织经纬将其织成锦绮，还用印花、刺绣等方式在织物上呈现虚幻仙境和真实自然。

　　在丝绸诞生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延伸出多项创造发明。如把野桑蚕驯化成为家蚕，是生物学史上的一项极难的成果，人类成功驯化的昆虫，至今只有家蚕和蜜蜂两种。用脚踏板作为一种机构的动力并控制缫丝机和素织机的操作，被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视为中国的创造发明，对织机结构的发展历史产生很大的影响。丝织中为巧妙和重要的发明是在提花机上装载专门的花本控制织物图案，这直接启蒙了早期电报和计算机的编程设计。丝绸对我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也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丝锦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原始的纸，而汉代的雕版印花技术是早的彩色套印技术。此外，丝绸对我国传统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均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是中华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标识，这一传统手工生产技艺和相关民俗活动至今还在杭嘉湖及江苏、四川等地广为传承。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遗产包括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整个过程的丝绸生产技艺和所用到的各种巧妙精到的织机和工具，以及由此生产出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和在此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民俗活动。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跻身“世界遗产”，确立了“中国蚕桑丝织”在世界上的原创地位，使“中国蚕桑丝织”进一步得到整体性保护，推动一路旖旎的丝绸文化走向新的锦绣前程。同时，申遗成功有助于让全世界尊重这一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尊重这一具有独特手工技术和艺术风格的文化创造，使人们在新时代继承弘扬蚕桑丝织传统手工艺，传承蚕桑丝绸所承载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礼制文化。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的丝绸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金名片，丝绸产业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历史经典产业。新时代，我们要共同推进蚕桑丝织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与开发，为丝绸文化产业开发与丝绸科技发展创新提供有力的帮助，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添砖加瓦。

　　(作者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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